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必定有一个贤惠的女人,一名经济犯罪的领导,身后往往有一个贪婪的配偶,前者被称作“贤内助”或“廉内助”,而后者则被称作“贪内助”。
5月25日,浙江省首次在全省范围内评出16位“廉内助”,他们受到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等单位隆重表彰,这次评选的背景,则是缘于“贪内助”的不断出现。
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谈反腐倡廉时说:“有些干部犯错误,谁把你打倒了?是你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是你的亲戚朋友把你打倒了,是你的老婆儿子把你打倒了……”
6月5日,浙江省纪委宣教室向记者披露了一组数字:1994—1999年间,浙江省纪检监察部门共查处党员干部396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817人,地厅级干部67人。在领导干部经济犯罪中存在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夫妻联手作案的比例很高,许多贪官后面都有一个“贪内助”,“贪内助”推波助澜,使这些领导干部迅速滑入经济犯罪的泥潭。
浙江省纪委书记李金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贪内助”是当前腐败现象的一个新动向。由于反腐倡廉力度的加强,一些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意识明显增强,不法分子在正面进攻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改变策略,采取迂回侧击的办法,把目标对准领导干部的“后院”,在其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中打开缺口。一些领导干部的亲属凭借其特殊的身份,打着领导干部的招牌收金纳礼,谋取私利,曲线敛财。一些领导干部也默许、纵容甚至支持配偶、子女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曲线发财。“贪内助”常吹“捞钱风”,“枕边风吹倒英雄汉”,这一现象已引起纪检监察部门的高度重视。
有人极言:“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距监狱仅一步之遥。”此言虽过甚,但却道出了县市领导处在腐蚀与反腐蚀争夺第一线的处境。浙江省5年内受处分的县市一把手就有22人,而这些干部大都“官败身边人”,身边的“贪内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法制不健全的时候,权力就意味着利益。县市领导手中的权力很大,一个工程,给你还是给他,往往领导说了算,而一个工程拿到手即意味着成百上千万的利润。为了攫取利益,不法分子当然地把目标对准了拥有权力的领导干部。某市一公司为了求得市委书记的支持,利用举行活动之机请到了这位书记,公司经理趁机给书记送了2万元的红包。可是,这位书记坚决不收,还严肃批评了这位经理。正面进攻失败了。经理不死心,转而向书记的妻子进攻。书记的妻子却收下了经理的2万元红包。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难以关闭,从此,这位“贪内助”不断给丈夫吹枕边风,终于,这位原本不错的干部也跌倒了……
萧山市长莫妙荣是一个从农村植保员成长起来的干部,他确实为萧山经济发展作出过较大贡献。可是由于他自身的原因和“贪内助”枕边风的吹拂,终于一步步走向深渊。最初受贿是1991年,莫女儿入伍,某公司董事长把莫夫妇请到家中设宴款待。宴罢,董事长塞给莫妻子5000元人民币,说是送给他们女儿路上的零花钱。莫妻欣然收下。此后,莫儿子结婚,一企业家问莫妻缺什么,她毫不客气:“缺洗衣机。”于是,他家马上多了一台4700元的松下洗衣机;夏日,有人送来进口空调;家里装修,有人送来了价值1.8万元的气压式按摩浴缸,价值1.1万元的不锈钢防盗门……当然,对这些“慷慨”的馈赠,莫妻常吹枕边风鼓动丈夫给对方帮助。夫妇俩很快勤“捞”致富。
30多岁的富阳市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徐某,为了接近市委书记周宝法,迂回侧击,进攻周的妻子王瑞珠,认40多岁的王为干妈。当然,“醉翁之意不在妈”,而在“干爹”的权。逢年过节,干儿子当然要给干爹干妈“意思意思”;干妈外出,干儿子送来1万元;干爹的父亲去世,又送去1万元。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勾当被“母子”、“父子”的身份掩盖起来。
富阳市某公司经理王某为得到周宝法对其职位升迁的帮助,迂回向王瑞珠进攻,邀请王瑞珠到珠海旅游,并赠金万元。在王瑞珠的一再催促下,周为王某的升迁问题一再给组织部打招呼,王某终于如愿以偿,被提升为某开发区副主任。
在周宝法夫妇受贿的46万元赃款中,属于夫妇共同受贿的就有22.5万元。
宁波金鹰集团总经理吴彪就是通过领导干部的家属拉26位干部下水的。吴彪出任金鹰集团总经理后,为取得公司独立融资权,他想方设法与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的儿子许斌交上了朋友,并通过许斌使许运鸿运用权力把建行信托投资公司的牌子转让到他手中。作为交易,吴彪送给许斌人民币42万元,美元1.7万元,港币17万元,价值20万元的劳力士手表一块,并为许斌提供一部手机和一辆本田轿车长期使用。而吴彪有了融资的牌子后,非法拆资10多亿元,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许运鸿原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就任宁波市委书记后为宁波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却招架不住妻子的推拉唆使,儿子的软缠硬磨,枕边的吹风,骨肉的亲情,终于把他推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由于配偶的贪,一些原本很不错的领导干部在枕边风的吹拂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委实是令人扼腕。某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原是个安贫乐道的廉洁干部,入党30年,一直律己甚严。他住房条件差,却未利用权力谋私。妻子常抱怨他没本事,谁谁职位没他高,可家里富丽堂皇;谁谁资历比他浅,房子却住得比他大,总之,抱怨丈夫无能,嫁给他是“倒了八辈子霉”。枕边风击倒了这位干部,他开始受贿,结果在退休前跌倒。
胡海良专门研究“贪内助”现象,把其分为4种类型:
不闻不问型:对配偶拿回的钱物不闻不问,只管花费使用,不究来源,明知是不义之财,非法所得,只要拿来了,就坦然受之。这一类是“准贪内助”。
第二类是常吹枕边风,对配偶施加影响,乐于帮别人办事,以期得到好处,这是“贪内助”中最普遍的一种。此类人工于心计,一般都热心、能干、善言,点子多,在这类妻子面前,其配偶大都是“惧内”的“妻管严”,丈夫对妻子常常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曾获得过“全国百名人民好公仆”称号的台州市市长孙炎彪,其妻凌亚娣即是。在孙就任宁波市副市长期间,五洲公司总经理胡教华为打开孙的大门,一次试探着给凌送去1000美元,凌“笑纳”了。胡大喜,遂加紧对凌的进攻。自此,凌开始说动丈夫为胡办事,终于帮助胡解决了巨额贷款,仅此,凌就得到人民币11万元、美元8万多。不惧法律却惧内的结果是夫妻一起进监狱。
第三类是见钱眼开,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此类人的特点是非常贪婪,自己本事不大,或文化不高,完全靠配偶的权力捞好处。萧山市长莫妙荣的妻子朱金宝普通工人出身,夫贵而妻荣,成了一些人攀龙附凤的对象。她收受的礼品、钱财计人民币32万元。
富阳市委书记周宝法妻子王瑞珠初中文化,某公司职工。据纪委调查,周宝法在任县长前还比较廉洁,但1987年王瑞珠父亲住院时,一包工头借机送王5000元,王笑纳。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王仅收了这位包工头的钱就达9万元。周宝法在狱中后悔地说:“我错就错在没有挡住前几只信封。”他之所以没能挡住,是因为王推了他一把。
第四类是利欲熏心,钱迷心窍,直接伸手捞钱。许运鸿妻子傅培培便是一例。胡教华为了解决贷款问题,请傅帮忙,答应事成给她巨额报酬,傅非常卖力地吹枕边风,替胡说项。而许禁不住妻子的一再吹风,终于亲率市政府要员和银行负责人到胡的公司“看看”,这一看就为胡“看”来了540万美元和1800万人民币的贷款。1998年,胡因公司缺乏流动资金陷入困境而再次求助于傅,在傅的鼓动下,许运鸿再次到胡的公司“看看”,胡又因此得到了767万元的贷款。而傅得到的是胡送的400万元人民币。许运鸿在反思自己的犯罪过程时痛悔莫及:“满足家属子女的要求,为他们的朋友帮忙,其目的是对家属子女日后有好处。今天为朋友帮了忙,日后这些朋友会加倍帮家属子女的忙。我心中有鬼,才使自己家中闹鬼。这个鬼就是我的私心杂念。”许运鸿的话很有代表性。